阿特伍德新作《林中老寶貝》:讓石頭說話

馮周2023-04-18 22:19

馮周/文

這個月,阿特伍德最新的短篇小說集《林中老寶貝》(OldBabesintheWood,我認為《林中老童》這個目前的中文翻譯過于古雅,而“老寶貝”在中文中確實也有對應老人的意思,我想俏皮的阿特伍德本人肯定也會更喜歡這個翻譯)面世了。她忠實的讀者們對于這本書可謂是期待已久。勤奮如她,最近的短篇小說集《證言》(TheTestaments)出版也已有四年之久。

這本短篇小說集究竟寫了什么?她帶給了我們哪些熟悉的技法和新鮮的嘗試?而我們又能從這位極其高壽且高產的作家最新的落筆中,獲得哪些難得的智慧和文學上的饋贈?

輕盈躍遷:阿特伍德如是寫

《林中老寶貝》的開篇,是一對分別名叫蒂格和內爾的老夫妻的登場亮相。他們為了能拿到技術證書,好一同登上游輪航行,不得不參與一堂急救課程。課程的培訓流程是走馬觀花的引子,將他們相伴多年中所遇到的那些危急,或者說感情的“淬金”時刻一一穿針引線。仰仗阿特伍德格外精妙至吝嗇的編織,沒有漫長到無聊的冗長筆墨,幾點勾染,“細水長流”的溫情脈脈便呼之欲出。

在這名為“蒂格和內爾”的第一部分,死亡和失去的陰影隨即倏忽而至。接下的兩篇短篇,從疏到親,一篇揭示了他們鄰居的死亡,另一篇則是他們的貓。我們的心臟開始抽緊,然后呢……會是蒂格的?還是內爾的?然而,這一部分猝不及防地宣告完結。

第二部分,題為“我邪惡的母親”。而這部分的第一篇同名短篇,顯然是發生了宇宙大躍遷,阿特伍德的筆鋒一轉,蒂格和內爾的世界已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跳到了一位認為自己繼承了母親的女巫血統的中年母親身上。再接著,量子級別的躍遷不斷發生,比如阿特伍德若有其事地記錄自己借助靈媒采訪喬治·奧威爾 (對,就是那位寫了《1984》的奧威爾)。此處我略微吐個槽,作為開創了自己科技專利(LongPen)的女企業家,她完全學得會借助GPT閱讀奧威爾的所有作品來創建一個Copilot(類似于“數字人”)來提問。

再比如,她又跳到了一只蝸牛身上,以蝸牛作為第一人稱,講述了悲催蝸牛“魂穿”人類銀行客服經理的絕望痛苦,堪稱“逆文學·《變形記》”、“逆動漫·異世界穿越故事”、“逆日劇·《重啟人生》”。放心,我并非過于演繹,她本人在這篇中語言的跳脫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某處“Netflix”梗用得實在是精妙至極。

甚至,她還直接跳躍到了自己的《使女的故事》的逆宇宙。在《Freeforall》這篇故事中,她假設了一種“可以通過任何形式的濕潤接觸,包括接吻”來傳播的瘟疫,就像《使女的故事》那樣,婚姻、繁衍成為了嚴肅的群體安排決策,留存數量更為稀少的男孩子們,情勢調轉下被迫披上藍色結婚頭紗,成為了另一種“使女”。

這部分最有看頭和有趣的一篇,還數是重寫經典故事的《不溫順的格里塞爾達》(ImpatientGriselda),這當然是阿特伍德最愛的文學戲法?!稖仨樀母窭锶麪栠_》(PatientGriselda)是文藝復興時期作家薄伽丘的短篇小說集《十日談》中一個著名的故事,講述了出身低微的農婦格麗賽達嫁給了一位公爵,但她這位顯然疑心病很重的高貴丈夫,用盡了各種方法來試探她是不是真的溫順貞潔,從羞辱到謊稱殺死了他們的孩子,再到以自己已另結新歡要把她趕出家門,這位格麗賽達都忍受并接納了丈夫的言行,最后丈夫對她心悅誠服,一家人快樂地繼續生活下去。

但《不溫順的格麗賽達》則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故事的講述者就很另辟蹊徑,乃是一位來到處于疫情隔離中的地球,進行“星際危機援助”任務的外星低等官員。這位有無數只腿、自體繁殖、只需生食且不需排泄的高等生物,被迫要給被TA負責照料的人類們講故事以安撫他們的焦躁。

這種打發時間的任務實在是煩悶,讓這位低等官員懶得再慣著人類。當TA提出自己要講的故事名叫《不溫順的格麗賽達》,主角是兩位孿生的格麗賽達,一位溫順,一位不溫順時,自認博學的人類聽眾立刻表示反對。這位高等生物不失暴躁地表示“現在是誰在講這個故事?我!所以,我說兩個就兩個!”不用提故事中充滿著各種“跨文化”的笑料,就像多條腿的TA以為“馬”不過是用來吃的“零食”,最后的結局更是讓TA的人類聽眾們一片嘩然——這兩位姐妹竟然合力謀殺并且吃掉了公爵丈夫!這位外星官員不得不解釋幾句:跨文化交流肯定是充滿誤解和障礙的,畢竟,TA也只能“講述如果我是格麗賽達,會如何做。”何等細思極恐而又邪典迷人的、內核以顛覆和反思為主題的故事!

對于那些只聽說過《使女的故事》,偶然翻開這本短篇小說集的讀者而言,肯定會被嚇一大跳。這種輕盈而又間隔極大的敘事跳躍,對于他們原本的期待而言,消化起來肯定是相當吃力的。但是,對于阿特伍德的老讀者而言,這種“典型阿特伍德”的風格,不過是熟悉又溫馨。

她最好的長篇小說《盲刺客》,就是這種輕盈的量子躍遷的史詩級嵌套再嵌套?!睹ご炭汀返奈谋驹诳缭綆资甑膱笳录魣?、老婦人寫給闊別多年的外孫女的自述和發生在一個遙遠星球上的奴隸社會中的愛情故事中不斷穿行。欣賞她如何在半遮半掩間,舉重若輕地講好每一個分裂的故事,并讓它們最終有機圓滿,本就是閱讀阿特伍德的最大趣味之所在。

文學也會變老嗎?

第三部分,“內爾和蒂格”,我們的主角兜兜轉轉,又回到了開篇那對老夫妻。她不再跳躍,如此純凈、深入地要完成那被剩下的一個人的故事。是的,文本的靴子已經落下。丈夫蒂格已經不在人世,妻子內爾一個人生活在他們的房子里。丈夫的留下來的蹤跡,無時無刻不存在,然而卻只??斩吹臍堄?,不可不溢出悲傷。

但阿特伍德無意將之處理為某種“遣悲懷”的文學傳統。這相當聰明。顯然當代讀者對于元稹、紀德這樣的空頭“鰥夫”,在“進步”時代到來之前所創造的這種類型文學,實在再難提起興趣。在這部分的第二篇小說,《寡婦》(Widows)中,阿特伍德借助內爾給年輕友人所寫信件之手,相當直截了當地袒露出了她對于這種處境的“白描”,而非“構想”。阿特伍德的丈夫格雷姆·吉布森(GraemeGibson)于2019年去世。他們共同度過了長達46年的漫長婚姻,有著共同的對自然的愛好,始終相當情投意合。

“悲傷”,不是這篇被寫為未寄出的信件的小說的主題,取而代之的,是“衰老”、“時間”和“死亡”。對于一封寫給年輕友人的信而言,沒有什么比調侃自己的“衰老”更適合打開話匣子的了,“對于年輕人而言,事物總是被稱為他們現在知道的名字——但對于老年人來說,不是。”接下來,內爾,或者背后的阿特伍德,直接回復了他小心翼翼的問候的言外之意,人們總是期盼被留下的人在“勾選了規定的悲傷過程的所有方框”之后,又可以像穿越黑暗的隧道一樣,順暢地走出來。

她給出的答案遠在意料之外。于被留下的人而言,線性的時間本身,也就是“隧道”不再存在。留下了時間編碼的記憶附著于物件,散落于曾經稱之為“家”的空間的每個角落。每每觸之而生,過去、更遙遠的過去和現在便“扭曲和折疊在一起”,而逝去的人借此“仍然存在,沒有完全消失”。于是,她可以相當大方地談論“死亡”,就像年輕人常常取笑死亡一樣。

只是,出于對于這位“所愛之人仍舊有形”的年輕人的不忍心,她最終“取消”了所有的書寫。她重寫了這封信,以日常寒暄充斥,僅僅保留下一句古怪和不合時宜的祝詞,“保持安全”。沒有人會比老年人更能了解生活中是多么危機四伏,鏟雪、費力打開天窗……都可能摔斷脖子直面死亡。他們知道,“安全”,才是最切實的祝福。

《盲刺客》中的那位獨居的老婦人艾麗絲,對此也一定相當同意。在艾麗絲的自敘中,對于摔倒的恐懼像禿鷹一樣徘徊在她日常生活的上空,對于被發現倒下的難堪狀態的羞恥,甚至蓋過了對死亡的懼怕。

事實上,現年83歲的阿特伍德,在2000年出版《盲刺客》時,剛剛邁入耳順之年不久。“衰老”成為了她人生和文學生涯中的新課題,就像1969年30歲的她在出版自己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可以吃的女人》時,面臨婚姻的年輕女人的彷徨,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那時的她的主題一樣。

老實說,在《盲刺客》中,阿特伍德處理和描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細節,要遠比那些還原年輕男女間的欲望糾纏要熨帖和有閱讀趣味得多。對于衰老的艾麗絲而言,衣服成為了“腳手架”,笑會變得像“淤泥裂開的縫”;而皮膚緊致的年輕人客氣的親吻呢,則讓她喪氣地覺察出自己的皮膚“雖像小羊皮一樣柔軟,但起了皺、涂過粉,已經蒼老了”。

蠻有意思的是,就大眾閱讀而言,那些“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文學,往往才被視為真正的、純粹的(大家更愿意閱讀)的文學。古今中外皆有的“27歲俱樂部”(27Club)現象,與其說是天才容易早夭,不如說是大眾更愛那些充滿年輕氣盛、無衰頹可能的遺留物,如永恒的青春期般爆裂、搖撼,卻也混亂、無病呻吟,甚至言過其實到本幾無價值。

尤瑟納爾曾言,“當代文學中,很少有人關注智慧問題”。在我看來,或許大半可以歸咎于此。一體兩面的是,大眾也很難想象文學,或者文學家處于衰老、獨身的狀態。張愛玲在美國的獨居,就被臆想成了“頹唐晚年”。而這又反過來成為隱含的輿論環境,讓我們畏懼老年生活。

而就像小說家麗貝卡·麥凱(Re-beccaMakkai)為《紐約時報》所寫的這本短篇小說集的書評中所說的,阿特伍德為我們這些大多數要遠比她年輕的讀者們提供了一種“前衛的智慧”,就像一騎絕塵提前去到了幾十年后的斥候,所傳來的既真實又珍貴的情報。她并不掩飾應對年老處境的困惑,“就像重新成為一名學生:同樣的混亂、無能和突然的沖動想法,同樣無形的焦慮、湊合的簡餐”。她將之形容為“倒退六十年”。對于那些正處于或離中青年經驗不太遠的讀者而言,這何嘗不是一種古怪的安慰呢?畢竟我們對于年老的恐懼,大部分來自于這種少于文字分享的未知。

與死者協商,讓石頭說話

寫到此處,容我再折返,略微談一談這部小說集里最受關注的一篇《采訪死者》(TheDeadInterview)——阿特伍德通過靈媒“采訪”了喬治·奧威爾。

特別要指出一點,死于1950年的奧威爾,對于生于1939年的長壽的阿特伍德而言,其實曾經算得上“當代”作家。他的《動物莊園》發表于1945年。3年后,9歲的阿特伍德讀到了它,深深為之吸引,對“公正”主題的興趣隨即貫穿了她的一生。“奧威爾,在我人生的后半段開始后,成為我的直接榜樣。”阿特伍德曾在文章中如此感嘆道。在1984年,她開始寫作《使女的故事》,是對奧威爾的致敬,某些程度上也是超越。簡而言之,奧威爾可以稱得上是她的文學“引路人”,近似于文學“偶像”。雖然阿特伍德說當別人用“偶像”這個詞稱呼她時,簡直是讓她毛骨悚然。

這確實是個“有趣”的采訪。她沒有像《巴黎評論》那些專門采訪名作家們的有些惱人的美國記者一樣,抓住寶貴的時機喋喋不休地引導出“金句”、追問各種瑣碎的細節。其實,奧威爾饒有興趣地問她的現在、他的未來發生的事情,才是這次采訪的重頭戲。站在“談古”的立場上,阿特伍德得以一次性地將自己對于“論今”的興致淋漓地發揮出來,特別是對于“取消文化”是如何重演奧威爾所處歷史的。我猜想,這多半也是出于一種寂寞。年輕的記者們總是堅持不懈地追著她問“女性寫作”這樣空洞而帶預設的問題,她索性自己采訪自己,把大家希望她表態的事情和她真正關心的事情都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不祈求有人能真正讀懂——但同樣聰明、透徹、坦誠,以身供奉文學的“引路人”奧威爾一定能懂。所以,她索性在形式上直接“跨服”,找到奧威爾聊一聊了。

不過,我們也可以將她的這種形式的野望追溯到更久前。在阿特伍德出版于21年前的評論集《與死者協商》中,她認為,所有的寫作,都是“與死者協商”,冒險往地府一游,將那些偉大的頭腦帶回人世。“所有的作家都向死者學習。只要你繼續寫作,就會繼續探索前輩作家的作品,也會感覺被他們評判,感覺必須向他們負責。”而停留在現世辛勤寫作的作家本人,將這些過去的聲音和自己的聲音,刻于石頭之上。當終于和合適的讀者相逢,這些默默風存的石頭,便會如同神跡一般,緩緩開口說話,讓所有聲音復現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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