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禪的來路

劉剛2023-04-18 22:03

劉剛/文

本來沒有圣人

達摩來中土,與梁武帝相見。一見面,梁武帝就問:“如何是圣諦第一義”?達摩說:“廓然無圣”。

梁武帝聽了,很不爽,他想,我將你迎來,就是把你當圣人,我以圣人迎你,你以圣人回我,這叫禮。哪知這廝,居然說出沒有圣人,沒有圣人,我迎你做甚。于是,又問“對朕者誰”?意思是,如果沒有圣人,那么立在我跟前的又是什么人?

梁武帝這樣提醒達摩,不料,達摩的回答更加讓他匪夷所思:“我不認識!”這廝居然連自己都不認識了,梁武帝頓時涼了半截,他不知道在佛法中認識自己找到自我才能成佛。所以,他接著問:我做了那么多的佛事,總該有些功德吧?哪知達摩一聽,大喝一聲:“無功德”。梁武帝不知道,帝王學的功德,放在宇宙學的因果里究竟算什么。

達摩走了,從南朝到北朝,從江南到河南去了。臨行前,他說梁武帝的功德是不值一提的“人天小果”,是難有善終的“有漏之因”,《隋書·五行志》里有一首詩,其中兩句“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似乎就說破了這“有漏之因”。有后世史家注“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梁武帝被活活餓死。

達摩“只履西歸”前,還留下一偈。而梁武帝則種了帝王學的因,結了餓死鬼的果,何如達摩播種自我?兩人話不投機,各奔東西,一別之后,自證因果。

達摩是外來和尚,沒給梁武帝念經就走了,跑去北朝,跑到河南嵩山,找了一個山洞,面壁十年,悟出“二入”:一是“理入”,一是“行入”。開了知與行的法門。

以柏拉圖為代表的西方人,把人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局限性,比作在洞穴中觀看外部世界的投影,無論如何也看不到世界的真相,也就與真理無緣了。而達摩的修行,卻偏要找一個山洞,把自己同外部世界隔離,同樣求真理,東西方路徑有所不同,一是客觀的路徑,從外部世界求真理,一是主觀的路徑,要“反求諸己”。

“反求諸己”,就是回到內在,向自我尋求。而向自我尋求最好的方式,莫過于面對個體,達摩稱之為“壁觀”,把個體同世界隔離,使之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獨立,如此,就沒有什么比洞穴更合適,在相對屏蔽中凸顯個體,在個體的開顯中,“認識你自己”。

達摩嵩山“壁觀”,修出正果,在“二入四行論”里指出:“入”道有二:理入和行入。他強調“壁觀”的重要性,因為“壁觀”必須是一種純粹的個體行為和獨立的自我認識,而其它方式,則難免于“文教”。

梁武帝的圣人觀,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帝王以“文教”治國平天下的一部分。故不僅與達摩“理入”不同,“行入”也迥異。

達摩“行入”,表現為“四行”: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要從自身找“行”的根源,知此根源,便能隨緣,無所求于人,成為法人,舉止法行,而明自性,而見佛性。達摩論是精神方面的修行,還有身體方面的修行,即《易筋經》。

禪宗法門,文有《二入四行論》,武有《易筋經》。禪宗的江湖,“二入”是文人的江湖。武俠的江湖,則奉行《易筋經》,以之為武功最上乘。

達摩來到中國,不為帝王所用,修行了50年,還是被人稱作“壁觀婆羅門”,留著印度禪的本色,自隱無名,只帶了幾名中國弟子一起修行。當時,佛法流行,佛教遍天下,可無論南梁還是北魏,都沒請他做國師,看來禪宗與佛教確有不同。

佛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這八個字,把“宗教”分開了。“宗”是禪宗,“教”是佛教,禪宗在佛教以外“別”有傳授,“別”在于,非傳教也,而是傳心。“以心傳心”,可以“不立文字”。

傳教不能“不立文字”,因為傳教是組織化和社會化行為,要用文字來統一人思想,規范人行為,用來普度眾生。

所以,佛、法、僧三寶缺一不可,而傳心則是個體行為,是內在性的,無須以組織化的方式來規范,亦無須以社會化的方式來普及,個體之間,可以“不立文字”,用心領神會來相通。

因為傳心是用來印證自我而非普度眾生的,通過文字,既不能認識自我,也不能印證自我,所以,傳心還須“不立文字”。達摩“壁觀”,也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莊子的“坐忘”,所以,禪宗那一套,究竟是從印度來的,在中國相遇了老莊,還是中國人用老莊的思想對佛教作了改良?

開啟本來面目

魏晉時期,玄學興起,和尚談老莊是時尚。佛教因之而玄學化,由此產生了玄學和尚。故中國禪宗雖奉達摩為祖師,實則自有來路。

達摩北渡后,梁武帝聽說江南有位傅大士,便去請來相見,傅大士去見梁武帝,帝又看不懂了,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又問“是道耶”?士以手指履,“是俗耶”?士以手指袖衣??磥?,他是頭戴道冠,身穿僧衣,腳著儒履,以道、佛、儒三位一體的姿態,來宣示三教合一。道在頭上,那是思想,儒在腳下,那是立場,佛在中國,要以道家為思想儒家為立場。

傅大士的禪,自證自悟,與達摩無關,也沒從佛教源頭尋一法脈歸宗,這就使他很難在宗教的意義上成佛作祖。

達摩來中土,帶來印度文化固有的宗教精神,應了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傅大士在中國生長,骨子里本來就缺了些宗教性的鈣質,加以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文化化加速了很有限的那么一點宗教精神的流失,若不向西天取經或傳個法衣承個譜系什么的,還真的難以自立,這就是為什么禪宗明明是別開生面于中土,卻偏要皈依印度,不但奉達摩為初祖,還要回到迦葉拈花微笑,以此為禪宗開頭。

不過,傅大士雖未受佛門印可,卻被王權認可。他向“國主救世菩薩”——梁武帝上了一道奏折,條陳上、中、下三善,求“受持”曰:“其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吾令百姓俱稟六齋。”他這樣說“善”,其實,還是往三教合一上說,將佛教信仰納入帝王學里,使現實政治轉化為來世因果了,因而被梁武帝認可。

論禪法,傅大士確實高明,他興佛法,立禪門,起話頭,示真理,開機鋒,成公案……且看他偈詩: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一看就知,這還是《老子》定的調,之所以將它提起,是因為它提供了禪宗的一個來路。

他的第二偈,就已獨特,詩風一轉,從玄言詩轉向禪詩,嘗試著解開了語言的籠頭,脫去了常識的束縛,用活蹦亂跳的悖論來寫詩,把詩寫得怪里怪氣,詩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這四句,只有“人從橋上過”一句,是用正常語言寫的,其他三句,都是“反”著寫的,破了世象和常識,但其思想的根柢,還是在老子那里。老子說“反者,道之動也”。他寫的,恰恰就是“反詩”,所有文體中,唯有詩自由度最高,可第一個這么寫的人,看來就是這位傅大士了,其詩“倒行逆施”,乃詩意之禪式。

我們看后來的南禪,雖奉達摩為祖師,卻不怎么提倡坐禪,更不主張什么壁觀,因此,再也沒人去面壁九年,祖師僅留神話,都跑到傅大士的禪風中去了。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馬祖道一的覺悟。起先,馬祖也像達摩那樣坐禪,被神話引導著,日復一日的坐下去,坐得“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也不知佛在哪里。南岳懷讓見了,便來啟發他,拿起一塊磚頭就磨了起來,馬祖問:磨磚作甚?曰:作鏡。又問:磨磚豈能成鏡?反問:坐禪焉能成佛?馬祖一聽,頓悟,放下坐禪,轉向即心是佛去了。

禪宗公案里,雖然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看似傅大士成了南禪宗風的風頭,引領了南禪一脈的風流,但認祖歸宗,還必須是達摩,因為唯有認祖達摩,才能從源流上追溯到如來佛。

據說,達摩傳法慧可,留有一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這偈,慧能說是祖師達摩做的,幾經傳達,才由他本人于一百多年以后揭示,期間還有五位祖師,何以均未提起?

這就難免令人起疑了,更何況《祖堂集》和《景德傳燈錄》等,都是宋人作的,其時,離慧能已遠,距達摩更遠。

離達摩最近的,是唐朝的敦煌寫本《壇經》。

胡適認為《壇經》非出自慧能本人,系弟子神會等人所為,敦煌寫本中,提到慧能言及“先代五祖傳衣付法”時,授達摩頌曰:吾來大唐國,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有人據此便認為,神會是唐人,已不知達摩來歷,故曰“吾來大唐國”,留下了造假痕跡。

不過,我們卻認為,故意造假倒未必,只是在禪宗思維里,也有神話意識與歷史意識的交錯。從歷史上來看,它當然是錯的,可用神話來看呢?它就有合理性了。唐本來就是個傳奇流行的時代,“只履西歸”即為傳奇,無論南朝北朝,管他是隋是唐,人在傳奇中是可以穿越的,在宗教里同樣可以。傳教人傳的不是歷史,而是傳奇,他們只受信仰的驅使,不受歷史的束縛,達摩于南北朝時,已然來過一回東土,到了大唐時代,讓他再來一次又何妨?第一次是歷史,有時間、地點、人物可據,第二次便是傳奇,以“只履西歸”為前提,接著演繹。

傳說,達摩病寂,葬于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時,魏使宋云從西域歸,不知其寂,過蔥嶺時,遇之,見其赤腳,手提只履,兩人還交談了一番,便各自離去。

回京后,宋云言“只履西歸”事,眾人不信,故魏帝派人往熊耳山驗證,打開棺木,果然不見尸體,惟余只履,人皆以為神跡。為了傳教,耶穌可以復活,達摩又何妨“只履西歸”?傳奇比歷史更接近宗教的本質,所以,沒有必要將傳奇還原于歷史。

但禪宗一脈,也有人很不以為然,北宋法演禪師《示道詩》云:祖師遺下一只履,千古萬古播人耳??兆约鐡凶阈?,何曾踏著自家底。如此以神跡傳教,是把禪宗佛教化了,是以群眾化的“播人耳”取代個體性的自我印證,以一副“肩擔跣足”的外在行頭,代替看不見摸不著的對于心性的內在追求,對此,法演表示反對,以一句“何曾踏著自家底”,居然把達摩祖師爺的神跡都否了。

法演《示道詩》的關鍵詞,異于佛教的“眾生”二字,而是“自家底”三字,禪宗就用這三字打底子,不是面向群眾,而是面對自我,以之立定自我的根底,成為一名真正的個體——佛。

做真正的個體,必須從社會關系的總和中解放自己,沖決家庭、民族、國家網羅,掙脫等級與階級束縛,回到個體生命之初,回歸生命本質自我,這也就是“踏著自家底”——出世了。

然而追求自我,如何能普渡眾生呢?這就要堅信,唯有個體性,才具有人類性,唯有真正的個體,才能普度眾生。

禪宗從人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中解脫自我,使自身獨立成為個體。而佛教的普度眾生,便是以佛性為人類性,所以說,將“宗教”二字合起來,那就意味著“解放自我才能解放全人類”。

神會傳教,沒有“踏著自家底”,還要借助于達摩神跡,這在法演看來,便是不入禪流。但神跡,能發動群眾,能感化君主,能產生廣而告之的世俗化的影響,故自神會南禪北伐,達摩說的“一花開五葉”,就出現了兩個版本,圍繞不同版本眾說紛紛。

兩者,一為南北朝版本,“一花”指達摩,“五葉”分別是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另一是大唐版本,一花還是達摩:“吾來大唐國”。“五葉”則為五宗,分別是臨濟宗、曹洞宗、溈仰宗、云門宗、法眼宗。其中,承上啟下,便是六祖慧能?;勰苌铣形遄?,得其所傳,宗風一轉,下啟五宗,開創了中國禪宗。

達摩帶來的是印度禪——“壁觀婆羅門”,神秀的詩偈中就有印度禪的影響,其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這是從正面說的,道理都對,他一說出來,我們就理所當然的接受了,因為他說的話,有一種常識性的正確。

從“時時勤拂拭”里,我們不僅能看到達摩面壁的影子,還能聽到《論語》里那語重心長的“學而時習之”的余音,由此看來,神秀思維修是“壁觀婆羅門”加《論語》式儒家法門。

而慧能則不同,他是“反”著說的,其說法,非《論語》式的,而是《老子》式的?!独献印氛f“反者道之動”,到了慧能,他靈機一動,就頓悟了,一下抓住,變成“反者禪之始”。“反”,就是破,要破俗見,破常識,破語言障,破思維壁……總之,不破不立,故曰“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矣”。

慧能一上來,就當頭一棒,破了神秀的思維,其詩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詩偈之前兩句,是破,反有為無,破色入空,從否定下手,對身心兩方面,否定又否定。后兩句是立,立什么?立“本來”。何謂“本來”?或曰為人之初的赤子,如《老子》所謂“能嬰孩乎”,或曰回到如來佛祖的初心,在未有佛教之前,如來佛信的什么教?在未有佛經之前,如來佛讀的什么經?他只能讀他自己的本心,信他自身的“本來”。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本來”,那就是自我。我們每人,都有一個我,那是由父母而來的自然的我。光有這個我,還不夠,我之中還有一個我,那是一個更加深刻的我,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把它找出來,尋找是發現,同時也是創造,我們除了擁有一個出生的我,還必須從我自身發現自我,或者說是創造自我,那是我的“本來”。

從玄覺到宿覺

禪宗,是個尋求自我的思想者群落,在走向自我的思想者行列里,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思想者的哲學王國里,還有一位永嘉大師,法號玄覺。這“玄覺”,就頗有以玄學入佛法而得以自覺的意味,它留有了中國禪宗從莊子來往佛門去的那一脈痕跡。

《景德傳燈錄》言玄覺初見六祖,口未開,便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六祖問: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而不顧?玄覺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問: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玄覺說: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六祖聽了,便印可道:如是!如是!玄覺受印可,禮畢就走。祖問:返太速乎?玄覺說: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問:誰知非動?玄覺說:仁者自生分別!祖說:汝甚得無生之意。玄覺反問:無生豈有意耶?祖又問:無意誰當分別?玄覺說:分別亦非意。祖說: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這就是禪宗里有名的一段公案,“一宿覺”也。

兩個思想者對話,一問一答,你來我往,在思想源頭上,更接近莊子,其形式,亦似莊子與惠施之辨。老禪善誘,一步步,將思想引向高處,如春風接引,似明月高照,后學精進,步步緊跟,行至高處,且欲更上一層,自達于真理之巔,而獨坐大雄峰也。不意此老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玄覺到處,他已在那里等候。

所謂“一宿覺”者,非因留住一宿,頓悟之謂也。玄覺知性上的悟,于求得六祖印可前,便已達成。然后生可畏,其覺悟,如寶劍出爐,雖然鋒利,但還帶有一股咄咄逼人的火氣,而“一宿覺”,就是讓如火烈烈的知性稍微冷卻一下,退退火,收斂生命的劍氣化作一縷清風蕩漾,收住思想的鋒芒如水自流一任山高水長。

玄覺從江南到嶺南,從楠溪到曹溪,從甌海到粵海,六祖為他開了無生、無意、無別的“眾妙法門”,使“玄之又玄”的微妙“玄覺”,到此頓悟而成“宿覺”。蘇軾詩云:“歸來且看一宿覺”,一看,便將那非時間性的永恒之“玄”,看成了時間性的“一宿”,將那高深莫測無從下手的“幽玄”,看成當下可以把握的“住宿”。

這便是玄與禪的不同,玄如“手揮五弦,目送歸鴻”,兩眼緊盯著無盡天空里那“歸鴻”,運思于形而上——玄覺,而禪將玄遠之思從天盡頭——“無”處拉下來,放在當下“一宿”。

唐詩里,別有玄佛一味,白居易詩云:“梵部經十二,玄書字五千”,便趨于中國禪了,從“玄覺”到“宿覺”,兩覺集于一身,反映了中國思想從六朝到唐朝的變化。“玄覺”還留著六朝人玄遠之思的尾巴,而“宿覺”則是唐人“明心見性”頓悟于當下,已從關于自我的思辨轉向針對自我的行動了。玄覺當機立斷,還真有股子只爭朝夕的勁頭,雖求證于六祖,然其先師,實為傅大士,故其所作《證道歌》,非由六祖《壇經》而來,乃從傅大士《心王銘》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獨立學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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